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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鋒網AI科技評論按：在CNCC 2017大會的第一天，菲爾茲獎獲得者、哈佛大學終身教授丘成桐在會上作為特邀嘉賓做了首個演講報告，報告主題為《現代幾何學在計算機科學中的應用》。
報告中丘成桐先生首先介紹了現代幾何的發展歷史，隨后介紹了他與他的學生及朋友在計算機與幾何交叉方面的一些研究。對于人工智能，丘成桐先生認為現代以神經網絡為代表的統計方法及機器學習在工程實踐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其理論基礎非常薄弱，是一個黑箱算法；人工智能需要一個可以被證明的理論作為基礎。
隨后雷鋒網AI科技評論（公眾號：AI科技評論）記者有幸采訪了丘成桐先生，討論內容包括丘先生在計算機、數學、物理等方面的工作以及其他一些見解。很多人認為，中國學者做的東西對社會有用或者國家有用才是學以致用。丘先生認為，作為學者，做學問首先要真正為學問而做學問、為了好奇而做學問，而不應當只為了應用而做。只有做出真正好的學問，才能起到真的對國家有用、對民族有用。
下面為采訪原文，雷鋒網AI科技評論做了不改變原意的調整和編輯。
AI科技評論：丘老師，看到arXiv上有很多您近期發表的文章。其中最近16日和24日發表的兩篇分別是關于GAN和Big Data的研究。在CNCC 2017的大會上您也介紹了關于GAN的研究（查看：丘成桐演講全文 | CNCC 2017），您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在Big Data上的研究？
丘成桐：剛開始吧，我們就想看能否將從前做過的幾何上的方法用在Big Data上，因為這個Big Data一般來講都是用比較實驗性的做法，機器學習的方法基本上沒有足夠的理論。我們嘗試用數學理論來解釋；同時不僅是解釋，還希望能讓計算更有效。
AI科技評論：從arXiv上發布的論文來看，您多年來的著作跨很多不同的領域，例如數值分析、機器學習、微分幾何、相對論、圖論、高能物理等。您個人的話，比較關注的是哪些方面的研究？
丘成桐：我是幾何學家，我做的所有問題都跟幾何有關，為了做幾何我要發展微分方程等其他方面，所以在40多年前我發展出來一套工具，來研究幾何問題，微分方程以后的發展對數據處理也好、對理論物理也好都有幫助。另外，幾何學也要提取很多不同學科的精華來發展自身的理論、提供幾何的直觀，所以基礎物理、粒子物理、廣義相對論、量子力學，包括工程上的很多問題對幾何學也都有很大的好處。我從30多年前做的廣義相對論上的一些貢獻，對廣義相對論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主要就是用幾何方法。我們團隊的對計算機研究也是用幾何方法。所以基本做法都是用微分幾何，可是因為幾何是很大的學科，它牽涉了其他學科，我這幾十年做研究，都通過幾何學和其他學科相關。
AI科技評論：從您們那一代到我們這一代，大概經歷了兩代人。通過與很多前輩們的接觸發現，您們那一代的華人科學家一般都有很深的文史情懷，不僅僅是在科學領域，在文史方面一般也都有很深的造詣。而越往后，似乎華人科學家的人文情懷越淡薄。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丘成桐：主要是小時候沒有念那么多中國文學或者外國文學的書。在國外很多小孩子他們會念很多文學、社會上面的書籍，所以他們對很多文學都很懂，相比來說要比中國小孩子懂得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家長希望小孩子長大之后生活沒有問題，念文學、念歷史對他們以后找工作沒有什么太大幫助，這樣就影響到小孩子對文史的興趣。另外就是興趣問題，學校教了之后小孩子就會注意，注意以后就會感覺有興趣，如果不教的話，這個興趣要想形成就比較困難。
當然很坦白的講20、30年來，媒體的水平比起從前差了很多。從前媒體上的副刊寫的水平都很高，但現在的記者不講究文筆上的修養。中國大陸的還可以，但香港就文字水平不太行，有時候他們一定堅持要用廣東俗語來表示，這樣小孩子看報紙后，他的文化修養就不會很高。坦白來講，網上文化也是這個樣子，網上文化要求內容要很快就傳遞出去，往往我們不經思考就把想法寫出來了。要寫一篇好文章，往往需要花很多功夫才能寫好，一篇好文章，真正有修養的文章，往往可能要花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寫好，現在沒有人愿意花這個時間，可能也有，但很少。我們從前是花很多時間來寫好一篇文章，同時老師或者其他人也會提供很多意見，怎么樣寫。現在小孩子大多缺乏這個思想。
AI科技評論：您覺得這是全球普遍現象還只是中國特有的現象？
丘成桐：也不是，中國比較厲害一點，你看美國的好中學他們的小孩子會花很多功夫寫文章，寫得很好，他們的文采很不錯的，這是好的中學，當然不要跟差的中學比較，美國差的中學很差的也有。中國好的中學當然也有一些學生寫得還可以，但他們沒有那么專注。簡單來說就是功利主義太重，一般來講家長、老師都認為文字寫得好，并不見得比你數學做得好或者其他學科做得好來得重要，因為其他學科能夠讓你賺錢、找到好的工作。主要就是這樣。
AI科技評論：從別人對您的采訪中看到您說“從小喜歡讀《史記》，現在還在看”。請問這些文史著作對您有什么影響？
丘成桐：文史是很重要的，因為所有文史都是人類積累下來的經驗，寫得好的歷史，比如史記，會告訴你當年產生過的問題，出現的毛病在哪里，能夠向前走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在里面學習到很多重要經驗，無論是做政治也好，或者做生意、做學問也好都有這個問題。在重要的場合下面如何處理這個經驗？往什么方向走是對你最有利？歷史就會教導你這些。
AI科技評論：據了解從1969年您去美國，短短兩年您就獲得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數學博士。陳省身先生還在贈送給您的書上題字曰：余生六十矣，薪傳有人，愿共勉之。您能否講述一下您這兩年的學生生活？
丘成桐：我在兩年時間內拿博士學位很多人覺得很奇怪、都很好奇，其實我是覺得沒有什么。但人生很長，一個人活到80、90歲這個問題不大，差1、2年功夫并不重要。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大學教授，他們中學的時候，有的休學1、2年才升學，對他們不僅沒有影響，反而更有好處，這主要看你學習成熟度有多大，如果學的時間短，你在一些方面總是沒有那么成熟，當然有一些人直接就跳過去了，這樣對他的影響會更糟糕。很多所謂的天才，因為要跳班，中間就缺了很多學科沒有學好，因此對他的影響也很大，會導致一些方面很差，以致于在某些方面不能很好的成長。當年我兩年念完博士，其實我很早在第一年就將論文差不多做好了。對于我來講，是不是值得驕傲？我覺得不值得驕傲，因為有很多學科，如果我學習時間再長一點的話，我就可以學得多一點。因為當時在伯克利有很多著名的學者，我可以跟他們學多一點東西。我不后悔，但也不覺得驕傲，就那么兩年。
AI科技評論：從69年至今您已經在數學領域工作了近50年，同時也見證了數學幾代人的變化。作為見證者，您希望給工作在數學及相關領域的學術青年什么樣的建議呢？
丘成桐：最重要是對學術追求興趣、崇高愿望。很多中國學者希望的就是趕快畢業、趕快找到好位置就心滿意足，甚至做官或者做院士這是他們唯一的、一生最大的愿望。可是我看到的有成就的大學者，他們從來不會這樣想。他們想的就是要解決一些重要問題，對我們還沒有看清楚的方向要找出來，要替自然界、學術界找到一個好的方向，解決一個大的問題，這是他們一生的希望。跟我們中國學者很多有不一樣的看法。
AI科技評論：您作為一個學者，也了解了不少學者。從您個人的角度來看，您認為作為一個學者應該有什么樣的治學態度？
丘成桐：既然要做學問，就要真正為學問而做學問。我們做的事情也可以做應用，也可以不做應用，不一定要單為應用做應用。現在問題是整個國家、社會都是期望中國的學者學以致用，做的東西一定要對社會有用或者對國家有用，這樣不太可能把學問做好的。當然這樣也會有一些學問會做得不錯，但要做到最好、領先的地步，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們一定要為學問而做學問才能成功。從古希臘學者一路到今天，每一次學問大跳躍，都不是為了應用而做，都是為了好奇而做，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AI科技評論：就您個人來說，您認為您在治學上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
丘成桐：到今天我對學問還是有很大興趣，我始終想了解學問深奧的一面和它的基本結構、深刻地方在哪里？還是好奇往前走。當然我年齡比以前大了，精力也比以前差了很多，但我還是想了解自然界發生的事情。
AI科技評論：今年早些時候，關于中國是否應該帶頭建設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CEPC）和超級質子對撞機（SPPC）的問題，由于您和楊振寧先生的參與討論，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爭論。您是如何看待這個項目的？
丘成桐：我從來沒有興趣跟別人辯論，當時有一些媒體問我，我就講我的意見。我講了意見之后楊先生再出來講話，楊先生講過這個話之后，我在媒體上也就沒有再講過任何話，所以不算辯論。至于政府要怎么做我不曉得，不過我認為假如政府不做的話，就損失了一個將中國科學變成世界領先的絕佳機會。此外，錢絕對不是楊先生講的那么多。
AI科技評論：您如何看待這個項目在物理學界和中國物理學界的影響？
丘成桐：我在哈佛大學也是物理系的教授，但我不是研究實驗物理的專家，所以不能提供一個最內行的意見。
我認為引進幾千個第一流的物理學家，無論如何對中國都是有利的。中國要想聚集幾千個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除了這種方式外，我覺得很難聚合在一起，我講的是真真正正留在中國，在中國穩定居住下來的。但這個事情可以通過建立大型對撞機項目做成的。做和平試驗對中國絕對是有利的，現在提出300多億人民幣，但這是通過15年來做，300多億除以15年，一年有多少億？沒有多少億，我們浪費在很多事情上的費用比這個多得多。
此外，我們問了十多個諾貝爾獎金得主，也問過霍金，沒有一個人反對，每個人都贊成。這十多個都是大有學問的專家，同時他們年紀也不小了，這個項目對他們個人也沒有太多的好處。十多個諾貝爾獎金得主，都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可以看出海外物理學家大多都認為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AI科技評論：從您79年第一次回國至今已經有38年，這段時間里您一直幫助中國推動數學發展。請問在這38年里，國內數學研究領域有什么樣的變化？您覺得還有哪些不足？
丘成桐：1979年過來的時候中國剛經過文革。中國從前好的數學家那個時候已經到了基本沒有辦法再做下去的地步了。陳景潤、張廣厚我都見過，因為年齡也比較大了，他們文革以后的工作，絕對比不上文革中間和以前的工作。在1979年那段時間可以說民窮財盡，只有送一大批學者到國外去。這一批學者到了90年代開始成長，可是大部分都不愿意回國，所以到了20年前中國的數學還是不行，因為大部分都在外面。國內自己也產生了一小批還可以的學者，但跟國外還是相差很遠。到了近10年開始有一批學者愿意回國，現在國內的數學就進步很大了。
很多媒體將我從前講的話，沒有經過我同意，就拿出來發表。但時間在改變，從前不行并不代表現在不行，這個要搞清楚。10年前、20年前中國學生都不大用功，我當時就很坦白地講，所以有一些批評。但到了近10年來，中國學生比從前好很多了。尤其是這5年來，回國的學生不少，同時學問做得很好的也不少。我們清華有一個數學中心，這個數學中心有40多個一流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大部分都是從國外回來的，都是全職回來，而不是假的。為什么我講假的？因為很多地方都是假的，來兩個禮拜或者來1、2個月就說是全職引進，其實根本不是。清華這一批學者現在學風搞得很好，很多海外學者都曉得這個中心，他們自己主動愿意回來，從前很少有人愿意主動回來的。當然復旦、中山大學等也都不錯，都是慢慢在改進，同時進步得不錯。不過想要達到美國的水平還需要加大努力。學問不是一兩年的事情，這需要持續積累。
AI科技評論：從93年至今，由您牽頭已經在國內建立了四個數學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北京晨興數學中心、浙江大學數學科學中心、清華大學數學科學中心）。這四個研究中心的現狀如何？
丘成桐：在大陸我們第一個辦的是中科院晨興數學所，晨興數學所做得很好，我們現在也有十一二個在數論方面做得很成功的年輕人；但是，成立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之后，只剩下五分之一是純數學的，如此不重視基礎科學，我覺得這是完全錯誤的做法。中科院一定要改變這個現象才能將整個事情搞回去。
隨后是在浙大，浙大做得很好，我們從99年到09年這10年來，還是培養了一大批很好的學生，做得很好。可是領導換了之后就完全改變了，就不再重視數學，數學中心也很難做好。
從09年開始我在清華成立了一個數學科學中心，清華大學的黨委書記陳希和后面的領導都特別重視，我覺得從陳希和顧秉林這屆領導開始，清華就特別重視基礎科學的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也是同樣，在某種意義下是第一個做好的，同時也是做得最好的。不過它全部靠捐來的錢，捐來的錢有限，所以成長的很慢。
AI科技評論：除了建立數學研究中心外，您覺得中國在數學教育和研究方面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在促進中國數學發展方面，您有何建議？
丘成桐：中國數學很多方面要改進。我們現在慢慢追上了一大部分，但無論是在純數學還是在應用數學方面都還相差很遠，尤其純數學更需要加緊，因為世界上整個數學界在發展，這30年來產生了很多新學科，但在中國沒有，有些方向連影子都沒有。這些學科的發展主要是靠老師，老師不學、學生也不學。所以需要引進一批很好的人才。其他主要就是經費要大量提升，同時減少院士的影響，百花齊放就可以了，政府不要管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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