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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里，香港在金融科技領域的行動可以說是“全軍出擊”，一口氣祭出七大舉措，力爭開拓智慧銀行新紀元，雷鋒網AI金融評論也曾多次報道相關政策的動向。最近，在香港Finwise金融科技峰會上，香港畢馬威首席信息官Adam Stuckert、ANX國際集團執行董事Jason Dehni、香港數碼港公共使命總監湛家揚和香港恒生管理學院校長何順文也就相關話題展開了圓桌討論——事務所看行業風向，學院派看公共教育，創新社群看初創企業，業界人士們究竟是如何看待香港在金融科技領域的表現的？
“過去連很多CIO都以為區塊鏈就是加密貨幣”
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其實在2017年就和新加坡方面合作過區塊驅動的項目，之后香港政府宣布計劃創建一個基于區塊鏈的貿易融資系統來作為“一帶一路”的一部分。此前亦有消息稱，香港預計在本月上線一個區塊鏈支持的貿易融資平臺，將包括匯豐和渣打在內的21家銀行連接起來。不過香港當局對ICO及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態度相對謹慎，從2017年9月到現在已經多次發出公開警告。
“過去一年到半年時間里，很多CIO都覺得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是同一種事物，后來很多人才知道，前者是底層技術、后者是應用的區別。”同為CIO的Adam Stuckert認為，香港確實可以運用區塊鏈平臺，做代幣，實現點對點交易等等，但不是說所有企業都得去追逐區塊鏈。“有些是大企業財團在背后支撐，很多機構融合在一起，共同尋求新的機遇。”
Jason Dehni稱“技術創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區塊鏈的分布式賬本特性，是可以改變商業模式的。一年前還有人在說怎么樣去改進區塊鏈網絡的問題，現在大家已經在說區塊鏈結合人工智能的運用了。”
他進一步提到了企業如何轉變思維擁抱新技術的問題：“區塊鏈是個技術平臺，很有潛力，可以把智能合約、機器學習這些用上，去改變人們的用戶體驗，降低業務成本，接觸更多客戶。很多企業覺得這是操作模式的轉變，不一定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區塊鏈還可以提供資金流動性的便利，比如地產這種行業，需要和多方收取費用，區塊鏈技術是不是可以減少中間的轉接，變成更直接的交易？新加坡、中國內地和東歐這些地區對區塊鏈的關注度比香港高了不少，中國內地是區塊鏈初創企業最多的地方。”
湛家揚表示，“香港有一件事情是做對了。很多大學都有金融科技的相關學位和課程，但你需要一個契機去啟發學生對編程對數據統計感興趣。例如學校可以跟包括銀行在內的很多金融機構合作，通過比賽和獎金的方式去激勵學生。其次是實習，但這個實習過程實際上是在做創業，讓學生去感受區塊鏈初創企業是怎樣運行和發展的。”
留住人才和公共教育的雙管齊下
在談論區塊鏈時，Jason Dehni也指出了行業人才留港難的問題：
香港很多優秀的學生是真的留下了，還是流失去別的地方了？他們會覺得香港真的有競爭力嗎？能建立自己的事業嗎？“去哪個大城市都可以過得很好，我為什么要留在香港？”我認為香港真正缺乏的是一個平臺，技術人才并不想留在這兒。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國際化，我在香港工作過，也覺得香港確實很好，希望這些年輕人也回來，為這里的金融科技生態努力。
湛家揚則指出人才和市場需求的對應：“學術研究上，香港的表現已經做得不錯了，全球排名前百的學校我們有五個。香港政府也有人才引進計劃，對這個領域的新公司也有優惠政策。我們確實也有創業孵化器，也從耶魯斯坦福這些地方找了很多優秀學生；想創業的年輕人，我們也有項目給到他們，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生態系統去支撐（長遠的發展）。我們現在面臨的人才缺口是真的很大，像中國內地就是很大的市場——市場不是問題，但我擔心的是，這些人才能不能真的解決到市場痛點。”
何順文表示，香港在區塊鏈的人才培養環節仍然需要努力跟上，政府其實可以做得更多，吸引更多技術專才來港，推動整體市場發展向上。不光是區塊鏈，AI、大數據這些項目都應該有所引進。
值得一提的是，他強調公共教育改變民眾觀念：
我們不希望科技僅僅是技術——金融科技，本質上是科技的一種應用，要與人文進行結合。比如說到快捷支付，學生都害怕移動支付會泄露隱私，擔心數據安全問題。因此我認為教育不光是培訓，公共教育的意義更重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為什么要做數據保護。得在整個社會的方向去看，比如兩分鐘向普通人介紹為什么要關注區塊鏈和加密貨幣，還有你怎么用這個新科技解決人們需求，創造經濟和社會的價值。
雷鋒網AI金融評論注意到，香港投資推廣署去年就特地舉辦過金融科技教育周，期間香港大學上線Fintech在線課程，著眼于基礎知識和重要領域的了解；香港中文大學等多間高校也各自舉行金融科技講座，開辦相關課程，當局也與高校聯手開展編程比賽以激勵學生加入專業領域。
新加坡的“珠玉在前”
在國家重點扶持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情況下，香港能迎來多少機遇？湛家揚指出，金融方面香港是很領先，但是科技是香港欠缺的一個短板；其實不應該把智能合約這些新技術當成威脅，應該利用好了促進一帶一路的發展。Adam Stuckert就認為，政策扶持能充分發揮香港的“連接點”功能。
Jason Dehni則將香港與其他城市作比較：“我認為香港已經是二級金融科技中心了，像北京、東京、紐約這些城市是有著大規模的比較完整的系統在支撐，而香港是多方因素交融而成的中心。可是現在這種優勢不復存在了，項目有很多細節，卻沒看到執行，得思考怎么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去招募更多的人才。我認為香港真正缺乏的是一個平臺，技術人才并不想留在這兒。或許通過強調市場的延展性，結合區域內其他重點城市，香港也可以慢慢轉型成一個區塊鏈中心。比如新加坡，過去可能不算是金融中心，但現在是了，因為他們更具有主動性，攻擊性。香港應該跟北京學學，（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和洛杉磯大灣區做競爭。”
何順文表示，香港在這方面確實有很多落后的地方，但也不是沒有優勢，比如開放的市場和成熟的法治體系：“中國內地這些企業真的很多，難以分辨真假。在香港，雖然（進度）會有點慢，但是大家會更加謹慎，商業道德和彼此間的信任程度可能會更高。”
而無論是區塊鏈、智能合約這些新事物，還是金融服務的哪個分支，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這個市場的需求是什么：“像在東京、紐約這些城市，你會發現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很便捷——其實香港是有很多機會的，只是沒有抓住而已，要看看技術所產生的價值和機遇。要知道，在德勤的報告里，金融中心的排名香港總是排第三，但金融科技中心的排名里，香港只能排到第六。”（雷鋒網AI金融評論注：德勤2016年的調研報告稱，香港在全球金融科技中心里排名第五。）
香港的發展步伐，新加坡或許能夠提供一個不錯的例子。上世紀90年代，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還同為“亞洲四小龍”，但在德勤兩年前的金融科技報告中，這個國家超過了紐約，被認為是全球第二的金融科技中心。
新加坡在2018年上半年的金融科技投資穩定增加。圖片來源：畢馬威
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發展，無疑與當局的積極態度有關。新加坡在2016年實施監管沙盒，成為亞洲首個施行該體系的國家；隨后相繼與各國金融機構簽署備忘錄；政府更是計劃在2020年前投入1.58億美元以扶持金融科技產業發展，并協助傳統金融業轉型。
另一方面，東南亞地區人口眾多，宏觀經濟狀況與中國內地類似，華人數量巨大，東南亞被很多金融科技企業（尤其是來自中國內地的）視作未來增長的重點區域，新加坡也同樣受益于這一波業務擴張的東風。
監管態度：“開明、周全、不失謹慎”
對香港當局的監管尺度，何順文認為過去幾年里香港的監管態度是越來越積極的，很有先見之明。
Adam Stuckert表示，香港過去兩三年的進展是不錯的，包括科技發展，新的商業模式，“解決客戶需要的時候，監管人員也給我們一個管控風險的方式，但也會削減很多投資發展機會，監管者可以慢慢改變這些文化，這些障礙都是可以逾越的。”
Jason Dehni認為要更加周全：“我覺得監管人員確實需要提升，雖然已經很積極配合，態度上算是開明謹慎，但我們要建立的是金融科技中心，利益相關者太多了。要知道創新走得總比監管快，但香港的監管層是明白自己的創新需求是什么樣的。監管者要盡可能周全，不光是創新，要確保整個市場都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護。做沙盒就是因為有很多因素都需要考慮。”
湛家揚則表示，區塊鏈、大數據這些新技術應該去配合監管層的操作，“很多人覺得監管就是來阻止事情的發生。但你向前看的話，新東西出來是會影響到很多東西，包括投資者的信心，所以監管者保守一點很正常。你看像支付牌照香港也發了13個，還有虛擬銀行和開放API，沙盒實驗也都在做——其實香港的監管已經很開放了，環境會越來越好，缺的是創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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