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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7日，美國商務部正式宣布與中興達成新的和解協議，美將撤銷對中興的封殺禁令。19日，據CNBC報道，美國參議院通過了《國防授權法案》，其中包括一項將繼續對中興實施制裁的條款。不過，此法案仍需與眾議院協商。目前尚不清楚中興的制裁是否會在最終版本中。
雷鋒網此前報道過，之前的和解協議雖然達成，但中興將付出慘痛代價：30 天內更換董事會和管理層；繳納 10 億美元的罰款；提供 4 億美元的押金；接受由美方選派的助理合規官，為期 10 年。
中興事件轟動全國，媒體、公眾、專家、業界各方人士都加入這一事件的討論之中。一種觀點認為雖然代價巨大，但中興危機終于解決，挽救了一家千億規模的公司。也有人認為，美國商務部的協議就是商業版的“喪權辱國”條款，應該把中興直接解散重組。
這次事件也引發了大眾對于半導體產業困境的擔憂和討論，16 日上午，中國計算機學會 CCF YOCSEF 舉辦“中國半導體產業困境與解決之道”專題論壇，邀請業內人士和專家學者圍繞中興事件和半導體產業發展問題發表觀點，建言獻策，以期提出可操作性方案和解決行業困境的后續舉措。雷鋒網也來到論壇現場。
雷鋒網注： CCF YOCSEF 專題論壇現場
關于中興事件，清華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國家實驗室 CPU 中心主任汪東升教授認為，中興事件暴露的問題主要是核心技術和源頭技術創新不夠，中國半導體產業就像中國足球，和國際先進企業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整個半導體產業鏈中國沒有話語權，國家層面應該有總體規劃，加大對基礎研究和科研人才的投入，不應妄自菲薄，但是也不能夜郎自大。
360企業安全集團副總裁陶耀東認為，中興事件不應上升到民族或者恥辱的說法，中興之前收到過幾次美國商務部整改的要求，相當于又犯錯。應該平靜看待此次事件。
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韓銀和博士指出，中興事件暴露出了我國雖然整機和應用產業發展迅猛，但信息產業的基礎設施技術缺乏，特別是芯片產業。應加強對半導體芯片基礎研究的支持，同時，對企業的支持機制需要重新審視，依賴國家項目誕生了很多完全靠國家項目輸血的寄生企業，國家投入不集中導致有限資源亂序競爭。此外，人才培養也很關鍵，芯片領域的研究產出有其自身的特點，應重視差異性。
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副秘書長王世江博士提出，當前，中美貿易糾紛和中興事件等再次暴露我國集成電路的短板問題，未來產業政策何去何從，需要給予重點關注。最關鍵的一點是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二是保持政策落實到位，過去的產業政策大部分集中在設計跟制造環節，以后應在設備材料等各個環節予以支持。
曾在 IBM 芯片部門工作的芯片工程師趙志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在他看來，臺灣地區半導體產業發展首先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和人才引入。其中最著名的當屬 TSMC 的創辦人張忠謀，他本來是德州儀器半導體方面的高級主管，在美國已經是業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回到臺灣之后通過自己的人脈和經驗將 TSMC 建立和擴大，所以人才引入是核心。
“同時，TSMC 的發展也依賴周邊產業的發展，包括設備的供應，比如科光機、測試設備、晶圓供應商等一系列上游供應，以及芯片公司和代工工廠等一系列產業鏈的相互促進。”
趙志新指出，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是要形成產業鏈，紫光集團現在做得非常好，首先是收購展訊，解決了芯片生產的需求，然后是長江儲存，開始向生產進軍。
“市場運作是一個捷徑，但是這個捷徑會遭到其他國家封堵，目前國內的資本還沒有非常成功的收購一個晶圓廠，去年成功收購一個非常小的意大利廠，但是真正技術的核心并不容易轉讓，所以我們需要有自己的研發，只有自己的研發強大了，才能有真正的技術轉讓。”
此外，他談到，其他國家在芯片、流片測試方面對大學都有補助支持。臺灣大學可以免費測試芯片，加拿大政府給芯片流片大概2/3的折扣，學校用研究經費來交剩下的1/3。歐洲也有不少的大學和晶圓廠研發是歐盟直接支持，我們的芯片發展人才需要自己培養，所以給大學更多的研究支持非常重要。人才絕不能依靠進口。
“另外，國內大學還需要加強合作，很多大學有非常昂貴的設備，這些設備也可以共享或者稍微收取一些維護費用，既可以使總投入減少，也可以充分利用設備資源，”趙志新說。
王世江談到，我國從五十年代就開始重視半導體布局，但是錯過了六七十年代的黃金發展期，半導體行業的主流企業大部分都是在六七十年代興起。
“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主要的雛形在 70 年代發展很快，早期的芯片都是買美國，但后來德州儀器、摩托羅拉都開始做整機，導致日本企業在整機方面競爭不過美國企業，轉而自研芯片。現在日本的大部分企業既做芯片又做系統，在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技術積累。但是我國錯過這波之后，等到2000年再啟動，市場已經被占，第一名已經占據了市場的絕大部分，第二名喝一點湯，第三名不死不活。落后之后導致現在再進來非常困難。但在新興領域，比如人工智能和區塊鏈芯片的研發方面具有優勢，應該抓住機會大力發展。”
韓銀和指出，當年日本振興的時候有幾個具體舉措，首先是趕上了半導體行業，特別是儲存器市場的風口。其二，日本出臺了官民合作的政策，國家專門成立研究機構，選定了 DM 作為主攻方向，技術研究出來以后，全部轉化給了投資聯盟的企業，企業以此推出自己更高階的產品并逐漸迭代，使得日本在 DM領域完成了技術趕超。
集成電路基金投資人程振林是堅定的市場派，他不是特別看好政策，認為日本的政策基于本國國情，無法照搬復制。
程振林補充說，“市場不只是意味著充分競爭，還包括按照市場化的思維來辦事。目前的問題不是政策不到位，是市場化不到位，科技創新的政策應該再往后退，除了基礎研究以外，只要是跟產品產業化相關的，都應該用市場化的思維來解決。激勵機制、考核機制、資金循環使用的機制、項目遴選的機制等都應全部市場化，這樣才能做好。”
王世江提出了不同觀點。他指出，至少在傳統的芯片市場中還是需要一些引導，政府有一些作為才能有改觀。當然，芯片行業是一個高度國際化也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行業，不能太過于依賴于政府，只有通過競爭機制，產品才能推陳出新。同時，他建議在一些新興領域政府不要介入太多，讓資本發揮主要作用。
趙志新認為，市場和政策都非常重要，但是產業政策必須傾斜，因為半導體是一個極端壟斷的行業，入門門坎相當高，建立一個世界一流的芯片廠需要接近 20 到 50 億美金，市場準入和研發成本非常高，如果沒有國家資本參與，半導體行業舉步維艱。當資本扶持到企業能夠在市場站穩腳跟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贏利。
韓銀和指出，通過研究我國過去 20 年信息產業發展，個人電腦市場全球第一，手機全球第一，互聯網全球第二，但這些行業的發展并沒有帶動芯片的崛起，行業的龍頭企業對發展芯片的積極性不高，其核心芯片和關鍵元器件基本靠貿易配置，說明市場并不是萬能湯藥，卻反而說明了芯片是利潤低、周期長、風險高的品類，依照市場逐利機制，不會得到優先發展。同時，當年日本、韓國半導體行業的崛起的案例也顯示了必須有國家強有力的支持才能實現后發國家半導體產業的崛起。
“市場換技術”是否可行?
程振林認為，市場是商業行為，而技術不是純商業。市場換技術本來就非常不對等，生意就是生意。高鐵是一個極特殊的案例，不足以作為高技術領域典型的說辭。如果能力沒有提升，每次得到的只是拷貝，無法獲取高新技術。
王世江提出了相反觀點。他認為市場換技術有很多好處，通過市場引進更多的企業到中國來建廠，只要工廠進來，就得招人、培養人，原材料廠商也相應引進，這樣可以形成產業集聚效應，配套設施會不斷完善。形成產業集聚之后，設備和材料國產化可以降低成本，和國外的企業相比可以形成競爭優勢。當然，技術也不能全部依賴于外部市場。
據第一財經報道，中國的芯片市場需求占全球 50% 以上，部分芯片占 70%~80%，而 90% 依賴于進口，國產芯片只能自供 8% 左右。僅在 2016 年，中國進口芯片總金額接近 1.5 萬億元人民幣，比排在第二的原油進口金額高出近一倍。我國在芯片設計、制造等方面存在短板，尤其是制造環節相對較弱，部分核心技術、關鍵設備沒有完全掌握。
中興事件折射出我國半導體產業困境，如何破局還需各方合力應對。政府方面，應該出臺相應的產業政策和扶持規劃，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和科研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提高科研人員的待遇；加大金融力度支持，成立專項基金推動行業發展，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營造良好的企業發展環境。企業方面，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技術研發能力，突破技術瓶頸。高校和科研院所應完善人才考核機制，積極大力培養芯片研究領域人才。純靠市場機制拯救不了芯片產業，但只依靠政府也難以激發創新活力，市場換技術終究不是長久之道，核心技術的研發突破還需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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