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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張帥 | 2020-02-17 09:48 | 專題：新冠肺炎爆發，全球科技“戰疫” |
疫情給5G按下的是加速鍵還是暫停鍵？疫情導致大部分人居家隔離，但是網絡成為人的延伸，聯接之處皆可至，線下一部分流量轉到線上，不少人認為這是5G的一個契機。
5G在本次疫情中最直觀的應用要屬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設的視頻直播，其次還有5G+遠程會診系統，把大城市的高端的醫療資源向中小城市進行輸送和幫助；5G+熱成像技術，快速完成大量人員的測溫及體溫監控；5G+遠程辦公/教育等，實現抗擊疫情和恢復生產等等。
但切不要認為5G已經找到了成熟的產業模式，北郵教授孫松林認為，5G能解決的問題可以分為“癢點”和“痛點”，癢點是錦上添花，痛點則是不破不立，時下5G能解決很多癢點，但是解決痛點問題才是5G能夠成功的關鍵。
孫松林教授在《5G時代，經濟增長新引擎》一書中寫道：移動通信從未如今天這般對我們的社會和生活產生如此巨大而深遠的影響，5G將加速智能化新技術在各產業中的滲透，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新格局。
那么，5G將如何變革時代？雷鋒網就相關話題對話孫松林教授。
疫情爆發客觀推動了5G應用，但是大家的認知不明顯，5G在疫情哪些環節起到了哪些作用？
孫松林：本次疫情影響重大，5G在其中最重要的亮相是火神山的“云監工”。
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火神山5G網絡的設計、規劃、 部署、調試、開通、運營、維護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通過5G網絡開通了工地的視頻監控。
本次疫情，使得接觸成為一種奢侈，所以在線應用大范圍推廣，其中面向行業的視頻監控、在線醫療得到了關注；同時，在線教育、在線協同辦公等得到了廣泛應用。
有部分人認為非典推動了3G、4G普及，如何理解？
孫松林：這個觀點不正確。
非典是在2003年春季大規模爆發的，那時只有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有2G移動通信牌照，而當時的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沒有移動通信牌照。非典后，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大規模部署了小靈通（依然沒有移動通信牌照）。直到2008年運營商進行了重組，2009年1月才正式發布了3G商用牌照。
但非典疫情對在線業務有了極大的需求，帶寬的限制使得很多工作停頓，因此非典使得大家對通信的依賴性增強，推動了寬帶業務的開展。
疫情對于5G產業鏈有哪些影響？
孫松林：疫情對5G產業鏈有影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上游器件和設備生產商的生產延期，二是運營商的施工延期。
疫情導致了人員聚集的活動都被暫停，因此對于勞動密集型的電子制造業是個沉重打擊，工廠復工時間一再推遲，造成供貨的延遲，而且物流運力的削弱也雪上加霜，進而造成設備生產和網絡建設的延期。
另外，因為小區的封閉式管理，導致基站的升級和建設都出現了延緩。預期的5G網絡建設、元器件生產也會延期，但后期想辦法可以盡量彌補。
疫情是否會讓行業內外人士對于5G的必要性認知更加明確，付費意愿增強？
孫松林：本次疫情并沒有凸顯出來5G的必要性，也沒有增強用戶的付費意愿。主要是5G目前沒有典型的與4G不同的業務出來，都是4G業務的能力增強，5G還沒有挖掘出來典型的應用場景。三大運營商都明確表態：疫情防控期間用戶欠費不停機，所以用戶對通信資費更加不敏感了。
這次短期爆發創造了一些應用場景，如：海量并發場景下的在線直播/在線教育/在線協同辦公等、無人場景下的物品遞送等。這些場景，有些是短期的，不會長期存在；有些并不一定需要5G解決。可以從中梳理出來一些未來的發展趨勢，如機器人（硬件、軟件）在在線應用中的作用！
在5G產業鏈，有哪些環節或者核心元器件實現了國產化，其他如射頻等器件的進展如何？
孫松林：應該說所有的器件國產化不是不可能，但是性能會大幅度下降，這是肯定的。
高性能的器件研發一直是我們的短板。比如射頻這一塊，我們能做射頻，但是成本很高，質量不高，性價比比較高的元器件天線是我們的短板。還有我們一直詬病十幾年的ADC芯片，ADC芯片全世界只有美國做得最好，而且到了5G速度那么高，到毫米波了，必須要用高性能的ADC，沒有別的辦法。
其他的就是工藝問題了，日本做得也很好，像國內手機日本元器件也蠻多的，成本管控、工藝水平比較高，這屬于制造業的質量問題。我們還是要往高處走，底層能力全有，怎么把它優化拔高，我們目前整體還缺乏這方面能力。
光通信、光器件、光纖我們已經做到世界No.1。
目前來看5G并不擔心容量，但隨著鏈接數的增加，僅靠目前的頻寬承載是否足夠？
孫松林：短期不用擔心容量問題，但是短期要擔心覆蓋問題。5G有三大場景，其中覆蓋節點數最多是第二個場景就是海量機器類通信，每平方公里有一百萬個接入點，如果每平方公里同時達到一百萬個接入設備的話，每個設備平均只有10Mbps，大帶寬可以靠增加基站擴充。
任何一個網絡都是有建設、發展、消退的階段，我們的應用如果容量不夠了，那么運營商和用戶也會做博弈，到底要不要擴容。
一個5G基站覆蓋多少用戶，運營商能收回成本或者營利？
孫松林：按照現在中國公布的5G資費，我覺得是永遠虧本。
當前的資費水平打壓了運營商的利潤空間，同時最關鍵的是打壓了運營商的信心。雖然移動互聯網發展得特別好，但是我擔心的一個事就是優秀人才不愿意去運營商，這個問題5-10年之后馬上凸顯出來，這個很可怕，我們的路修不好，上面跑的車肯定也跑不好。
再者，4G到現在運營商們投了8000多億，一直在虧本，想讓運營商拿錢再建新的5G網絡，運營商就沒什么動力了，所以從長遠來看網速提高、資費下降雖然激發了互聯網發展，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怎么保護運營商，保護產業鏈的健康發展，我覺得這個更重要。
5G核心網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孫松林：運營商自己的進化過程其實是一個緩慢過程，內部也有一些爭議。首先就是5G在技術方案上是面向服務的架構SOA，這個是大家很認同的，從學術界到產業界都很認同的面向服務的架構，這種面向服務的架構怎么落地？
NFV +SDN應該是一個可行的路線，而且目前來看是很多運營商都在實施的方案。我為什么這么謹慎地說這句話，因為萬一某些不可預見的、解決不了的問題也有可能會被替代掉，哪些不可解決的問題？安全。因為漏洞特別嚴重，那我們可能就會想新的辦法和新的架構保護起來，或者是流量調控，中國這么大范圍的網絡流量調控確實沒有好辦法，那只能是分開解決。
但是目前NFV+SDN這樣的遠近模式應該是能夠支撐我們的SOA，就是面向服務的架構。從各大運營商對NFV采購來看整體是認可的，也在穩步地按照計劃的趨勢，沒有很冒進。它的初衷就是設備商、運營商都在尋求性價比比較高的解決方案，而NFV+SDN是性價比比較高的解決方案之一。
有觀點認為，5G是一場設備商對運營商的“綁架”？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孫松林：運營商和設備商的關系并不沖突，博弈有很多種博弈關系，運營商和設備商是競合博弈，用戶享受網絡服務時，感知不到這個交換機是誰生產的，用戶也不關心，所以運營商和設備商在給用戶提供服務的層面上是合二為一的。
5G來臨，產業是否會進一步分化？
孫松林：產業分化肯定是必然的，有專門的金融運營商，交通運營商，農業運營商，但是我覺得各個行業的情況不一樣，我只能談我自己的觀點。
我覺得這個運營應該是以各個產業為主，而不是運營商為主，運營商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網絡資源的提供者，業務提供肯定是各個專業領域自己去搞。舉個例子，國網現在傳出來和廣電合作，在某些省份和移動也在合作，在電力設備上安裝一些基站，但是維修的必須要國網自己的人來完成，因為國網有自己的安全操作規范等。
再是交通，中國的交通網絡這么發達，現在我們在ETC收費，這些問題5G有能力提供網絡連接和網絡信息處理能力，但是資費計算是很專業的行業知識，所以電信運營商可以把5G網絡建好，把數據收集好，按照行業的業務邏輯計算好，但是運營只能靠各個行業。
5G建網所需要大概需要多少投資，運營商建網資金從哪里來？
孫松林：我們核算過，初期一個基站大致成本在50萬左右，加上承載差不多10萬左右，也就是說一個基站差不多60萬左右，這還不算核心網，也不算后面的運維成本，運維成本更高。比如2019年底差不多有13萬5G基站，今年至少60萬個5G基站，所以這個成本大概能算得出來。整體下來4G是投資8000億，5G投資大概是4G的1.5-2倍左右。
5G和4G建設的資金來源類似，分為三大塊：第一塊是自有資金，就是盈利；第二塊是國家投資；第三塊是這三家都是上市公司，可以債券形式從市場借點再還市場。資本直接進入參與5G網絡建設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能以其他方式介入，比如聯通的混改。
5G最難是商業模式，如何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
孫松林：合適的商業模式不是從書本到實踐，而是來自良好的產業生態和市場的剛需。在3G/4G建設之初，大家預測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但沒有找到合適的商業模式；而且一開始就將產業重點錯誤的放在了視頻通話上，沒想到最先起來的是微博。
商業模式的建立是在用戶對產業認知和使用習慣的建立之后才有可能走上正軌。5G也是這樣。
5G商用從C到B，還是B2B2C？
孫松林：5G商用初期，基于eMBB場景，主打大帶寬高速率的優勢，而且有4G視頻產業的積累，有可能首先在To C或者B2B2C上有些創新。但5G最大的優勢是mMTC海量機器類通信和uRLLC超高可靠低延時的場景，所以在后期肯定是To B居多。
目前探索的行業應用主要是視頻領域，還是eMBB場景，是否eMBB場景下不會誕生殺手級應用？
孫松林：eMBB場景在技術上最大的特點是大帶寬高速率，結合4G已有的視頻用戶習慣和產業積累，在交互式視頻、沉浸式視頻和超高清視頻上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uRLLC和mMTC場景下最可能爆發什么樣的應用，在哪些領域？
孫松林：uRLLC的最大技術特點是超高可靠低時延，可以達到99.99%甚至99.999%的可靠度，達到1ms的用戶延遲，這為車聯網、工業互聯網、醫療等應用提供了很好支撐。
mMTC的最大技術特點是海量接入，每平方公里可以同時有100萬接入設備，這為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應用提供了很好支撐。
5G最大的商業爆點在于與其他技術的融合，是否意味著5G商業爆發是緩慢的過程？
孫松林：5G的商業爆發的確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做為全新的信息通信基礎設施，5G最大的價值在于與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這些技術之間的互相補充，將補位商業應用的盲點。
而這種融合本身以及與產業界的結合，必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雷鋒網）
嘉賓簡介：孫松林，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北京郵電大學信息與通信工程學院多媒體教研中心主任，IEEE高級會員、中國計算機學會CCF高級會員、ACM會員。2003年于北京郵電大學獲得工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智能信號處理、視頻編碼與通信，在移動互聯網安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可信分布式計算與服務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從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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