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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引起的恐慌，為陰謀論提供了滋長的土壤。
比如說，一些質疑的聲音認為，病毒并非是自然演化而來，而是人為制造的——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國上下都在全力抗擊疫情的大背景下，這樣的論調自然引起了大量的關注，也有不少人信以為真。
對此，來自英國的世界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坐不住了。
2 月 19 日，《柳葉刀》雜志在其網站發表了一篇由 27 名科學家聯合署名的通訊文章，文章表達了對中國科學家、公共衛生從業者以及醫務人員的支持。
文章表示，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來自中國的科學家、公共衛生從業者和醫務人員，務實、高效、迅速查明病原體，采取重大措施降低疫情影響，并與全球健康界分享成果，做到了信息透明化；然而，它們卻遭受有關疾病起源的謠言和虛假信息的不良影響。
因此，文章對 “認為 COVID-19 并非自然起源” 的陰謀論表示強烈譴責。
文章還表示，世界多國的科學家都分析了病原體“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 2 型（SARS-CoV-2）”的基因組，并公開發表了分析結果——這些結果指向了一個共同的結論：
冠狀病毒的起源于野生動物。
而這些結論也得到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醫學院的院長們及其所代表的科學界人士的來信支持。
文章還強烈譴責稱，陰謀論除了在抗擊疫情期間制造威脅全球團結力量的恐慌、謠言、偏見外，一無是處。
雷鋒網注意到，在文章中聯名表態的科學家主要來自于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也有來自中國香港大學的教授 Leo Poon。
27 名科學家聯名譴責的陰謀論，其實正是來自一篇科學研究論文。
1 月 31 日，有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的研究團隊在生命科學領域最大的預印本網站 BioRxiv 發表文章稱，在新型冠狀病毒病毒 2019-nCoV 的 S 蛋白中發現了 4 個插入物的氨基酸殘基與艾滋病病毒 HIV-1 gp120 和 HIV-1 Gag 的氨基酸殘基高度相似。
也就是說，論文認為，新冠病毒 S 蛋白的 4 個不連續位點被插入了 HIV 病毒的氨基酸序列。
雷鋒網了解到，這里所說的 S 蛋白（即 Spike Protein），其實也叫做突刺蛋白，它是幫助新冠病毒和宿主受體 ACE2 結合的重要紐帶。
研究人員在論文中指出，新冠病毒 S 蛋白中的立體結構上 4 個插入位點恰好與動物細胞膜上的病毒受體 ACE2 相互結合，這 4 個插入位點能夠讓新冠病毒更好地入侵動物細胞，使其和 HIV 病毒具有相似的感染能力。
于是，論文表示：
令我們詫異的是，這片段不存在于 SARS 的 S 蛋白中，而且在冠狀病毒科的其他種類中也未觀察到。這令人震驚，因為病毒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偶然地獲得這種獨特的插入片段……
很明顯，這篇研究是在暗示，病毒是人為操作的。
印度學者的這篇論文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爭議和關注，實際上還與另外一篇論文有關。
2015 年 11 月 9 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傳染病學家 Ralph Baric 團隊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 Nature Medicine 雜志發表了一篇極具爭議的研究論文。
該研究使用 SARS 冠狀病毒骨架和來自中華菊頭蝠的 SHC014 冠狀病毒表面蛋白進行工程化改造，在實驗室創造了一種雜交冠狀病毒，這一冠狀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細胞，并能引起小鼠疾病。
該研究表明，SHC014 冠狀病毒的表面蛋白具有結合和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這證實了人們對該病毒（或蝙蝠中發現的其他冠狀病毒）可能無需經過中間宿主就能直接感染人類的擔憂。
雷鋒網注意到，在這篇論文的共同作者，就有 SARS 源頭發現者石正麗。
這項研究在發表后即引發了一些爭議，有科學家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創造的病毒是危險的，如果從實驗室逃脫，更是不堪設想。比如，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學家 Simon Wain-Hobson 認為：
如果病毒從實驗室逃脫了，那么誰也無法預測其發展軌跡。
羅格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兼生物防御專家理 Richard Ebright 認為：這項工作的唯一影響是在實驗室中創造了一種新的非自然風險。
本來，這兩篇學術論文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系，但是在一些莫須有的猜測之下，輿論場就產生了不少陰謀論的聲音。
比如說，在印度學者的研究中，病毒并非是從自然進化而來——這就很容易讓人質疑：引發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是人為的。
而石正麗對 Ralph Baric 團隊論文的參與，又讓某些陰謀論者認為：這一次的病毒就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人為創造出來的，并且是從該研究所的 P4 實驗室泄露出來的。
但是，很快，這種陰謀論被重重打臉了。
比如說，針對印度學者的研究，一位大型制藥公司的首席數據科學家認為，這個印度小組陷進了一些生物信息學研究的陷阱之中；哈佛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Eric Feigl-Ding 則在 Twitter 上表示，自己不贊成任何沒有根據的陰謀論。
哈佛大學科學家、CRISPR 基因大牛劉如謙（David Liu）教授表示：
僅憑借短插入片段就聲稱新冠病毒起源 “不太可能是自然界偶然發生” 已經讓人高度懷疑，這是弄丟鑰匙卻只在路燈下尋找的經典做派。這個世界已經足夠可怕，我們不需要錯誤的分析來激起陰謀論。
不久，身處陰謀論旋渦之中的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也發聲表示：
2019 新型冠狀病毒是大自然給人類不文明生活習慣的懲罰，我石正麗用我的生命擔保，與實驗室沒有關系。奉勸那些并傳播不良媒體謠傳的人、相信印度學者不靠譜的所謂 “學術分析” 的人，閉上你們的臭嘴。
言辭不可謂不激烈。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質疑聲音越來越多，發布論文的印度研究團隊已于 2 月 2 日宣布，將撤回這一論文版本。
陰謀論的發酵，也讓武漢病毒研究所不得不出來發聲。
2 月 19 日，武漢病毒研究所發布了一封《致全所職工和研究生的一封信》表示網絡中流傳的謠言，比如說新冠病毒源于人工合成”“病毒是從 P4 泄露的”“軍方接管 P4”“某研究人員因病毒泄露死亡”“某研究生是‘零號病人’”“某研究員實名舉報所領導” 等對該所的科研人員造成了傷害。
在信中，武漢病毒研究所陳述了自己在新冠病毒聯合科研攻關方面的作為：
1 月 2 日確定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1 月 5 日分離得到病毒毒株；
1 月 9 日完成國家病毒資源庫入庫及標準化保藏；
1 月 11 日作為國家衛健委指定機構之一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交了病毒序列；
1 月 26 日起，累計檢測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咽拭子樣本約 4000 份……
武漢病毒研究所還表示：
回首過去一個多月的艱辛付出，我們問心無愧！
盡管有無比清楚的事實論據和多個國家科學家的鼎力支持，可以想見的是：在疫情真正的結束之前，陰謀論恐怕還會繼續存在。
對于陰謀論，我們要保持充分警惕——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永謀所認為的那樣：
陰謀論雖很難消除，但也不能聽之任之，陰謀論會誤導民眾，往往意識形態濃厚，與狂熱的民粹主義結合，阻礙了對疫情防控和對真正有用問題的關注，并且陰謀論容易否定專家在專業問題上的話語權，最終會影響社會公共安全。
我們是公共衛生領域的科學家，始終密切關注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的發生和發展，也對該疾病給全球人類健康福祉帶來的影響深感擔憂。同時，我們也看到特別是中國的科學家、公共衛生從業者和醫務人員，務實、高效、迅速查明病原體，采取重大措施降低疫情影響，并與全球健康界分享成果，做到信息透明化。他們不懈的努力值得稱贊。
通過簽署此聲明，我們愿和所有繼續在 COVID-19 暴發期間拯救生命、守護全球衛生的中國科學家及健康工作者團結在一起。疫情面前，我們同舟共濟，與奮戰在一線的中國同僚共同抗擊這種新型病毒的威脅。
此次疫情期間，數據信息做到迅速、公開、透明化共享，但卻在當下遭受有關疾病起源的謠言和虛假信息的不良影響。我們在此一同強烈譴責 “認為 COVID-19 并非自然起源” 的陰謀論。世界多國的科學家都分析了病原體“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 2 型（SARS-CoV-2）”的基因組，并公開發表了分析結果，壓倒性地得出一致結論，即此種冠狀病毒起源于野生動物，這和其他許多新發病原體一樣。
這項結論更是進一步得到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醫學院的院長們及其所代表的科學界人士的來信支持。
陰謀論除了在抗擊疫情期間制造威脅全球團結力量的恐慌、謠言、偏見外，一無是處。
我們支持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干事的呼吁，要推進科學論證和團結，拒絕謠言與揣測。我們希望所有的讀者以及中國所有科研和醫務人員知道：在這場病毒阻擊戰中，我們與你們同在。
我們邀請更多人加入，一同支持武漢和中國各地的科學家、公共衛生從業者及醫務人員。讓我們共同在抗疫一線攜手前行！
Charles Calisher，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教授
Dennis Carroll，美國國際開發署新興流行病威脅部門總監
Rita Colwell，美國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教授
Ronald B. Corley，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國家新興傳染病實驗室主任
Peter Daszak，美國生態健康聯盟主席
Christian Drosten，德國柏林夏里特大學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所長
Luis Enjuanes，西班牙國家生物技術中心教授
Jeremy Farrar，英國惠康信托基金會會長
Hume Field，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
Josie Golding，英國惠康信托基金會流行病領域負責人
Alexander Gorbalenya，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Bart Haagmans，鹿特丹伊拉斯姆醫學中心病毒學家
James M Hughes，美國埃默里大學教授
William B Karesh，世界動物健康組織主席
Gerald T Keusch，美國博士頓大學教授
Sai Kit Lam，馬來西亞大學教授，發現了人畜共患的尼帕病毒
Juan Lubroth，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高級獸醫官員
John S Mackenzie，澳大利亞科廷大學教授
Larry Madoff，麻省醫學院
Jonna Mazet，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流行病學教授
Peter Palese，美國西奈山伊坎醫學院微生物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建立了首批甲型，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的遺傳圖譜
Stanley Perlman，美國愛荷華大學教授
Leo Poon，中國香港大學教授
Bernard Roizman，美國芝加哥大學病毒學教授
Linda Saif，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Kanta Subbarao，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
Mike Turner，英國威康信托基金會代理科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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