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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 亞萌 | 2016-07-22 19:37 |
或許對于“失業”者而言，分享經濟能提供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可以讓他們“更為得體”地度過這一段艱難歲月。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日前發布的數據，中國鋼鐵產能利用率降至70%左右，鋼鐵協會統計重點大中型企業平均負債率超過70%。中國國務院2月4日發布文件指出，在近年來淘汰落后鋼鐵產能的基礎上，從2016年開始，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并較大幅度壓縮煤炭產量。這樣的產能過剩引發了新一輪的國企改革，其直接結果是數百萬國企員工將面臨失業。
今年3月份，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報告稱，此次國企改革將使130萬煤礦系統人員和50萬鋼鐵系統人員下崗，而這還僅僅是官方公布的保守數字。真實的情況可能比這更為嚴峻，據外媒路透社今年3月獨家援引兩位消息人士的話說，為響應國務院“去產能”的號召，中國擬在未來兩到三年內從“僵尸企業”中裁減500-600萬國企員工。
無論如何，這將是中國國企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裁員計劃。
（山西煤礦工人準備洗澡）圖自：路透社
在目前中國福利保障不完善的情況下，對于那至少180萬人來說，剩下的問題是：失去工作后，怎么辦？
這些在短時間內釋放大量的失業人員，普遍教育水平低且沒有特殊專業技能，在中國大學畢業生都艱難尋找工作的情況下，他們的“再就業”顯得更加困難。
被迫下崗和薪酬降低的國企人員顯然也表達了他們的不滿，總部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提供的數據顯示，去年一年中國境內罷工和勞工抗議活動次數達2,774次，約為2014年的兩倍。這些失業人員的安置不當，可能會催生出更多的社會問題。
賈光新原是武漢鋼鐵廠工作了27年的一名文職人員，在這次下崗潮中，很幸運地轉崗到了青山區公安分局做輔警，然而收入一下子降了好多。考慮到還在上高中的女兒，思來想去，那就再找份兼職吧。他貸款買了輛雪鐵龍愛麗舍，接入了網約車平臺，做起了快車司機，目前已經接了幾百單。
30多歲的趙昆2000年進入武漢鋼鐵廠，是一名一線的冶金工人，雖然沒有下崗但工資下調到兩千多。 去年底，他開始嘗試兼職開滴滴快車，每個月有一萬二三的收入，時間自由且生活可掌控，深思熟慮之后，他做出從武鋼全身而退的決定，成為全職的網約車司機。
（主動辭職的趙昆）圖自：騰訊圖片
像賈光新和趙昆這樣的并不是個案，移動出行因門檻較低、就業形式靈活，成為了很多人的新“職業選擇”。 據統計，今年3月，武鋼分流職工以后，至少7000名鋼鐵工人加入到滴滴平臺司機的隊伍中。
7月18日，滴滴出行發布《移動出行支持重點去產能省份下崗再就業報告》（下稱《報告》）中聲稱， 截止到2016年5月底，滴滴為17個重點去產能省份提供了388.6萬就業機會（含專快車和代駕）。388.6萬人是個什么概念？人社部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年末，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966萬人，388.6萬人占其四成。
而且，在物資條件匱乏，經濟表現不甚理想的地區，快車司機數量反而更多。《報告》稱，去產能地區的司機的地域分布上，除東部占比8%，西南部28%（108.8萬），中部26%（101萬），西部和東北三省各占19%，各有73.8萬。
《報告》中17個重點去產能省份的30個重點城市
在這388.6萬就業機會中，曾供職于去產能行業的司機為101.9萬人，曾是無業人員的司機有123.1萬人，曾是軍人的司機有17.9萬人。原是煤炭鋼鐵行業的司機大約為53萬人中，山西、四川、黑龍江煤炭鋼鐵司機占比最高。
這些來自去產能行業的網約車司機中，有14.6%已從這些企業下崗轉而成為全職司機；有85.4%在平臺上兼職。大多數人把網約車司機作為找到新工作之前的過渡職業。
不僅是滴滴，優步（Uber）也做了類似研究。6月23日，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課題組對外發布了《平臺經濟與新就業形態：中國優步就業促進研究報告（2016）》，報告選取了北京等9個城市15478個優步司機作為研究樣本。
調查的樣本中，26.7%的平臺司機在開優步之前屬于下崗失業人員。根據該比例推算，中國優步理論上可為數百萬名下崗失業人員提供獲得收入的機會。司機群體中有32%的下崗失業人員來自于煤炭、鋼鐵等過剩產能行業，一半以上產能過剩行業的下崗失業人員把開優步作為唯一的收入來源。
Tech In Asia近日對中國國企下崗員工轉為網約車司機進行了報道，在這篇文章下面，一位讀者評論道：“鑒于中國煤礦行業極高的危險性，我覺得滴滴司機顯然是非常好的一份臨時工作。雖然報酬并不多，但至少比在黑暗里慢慢窒息等死強吧。”
離開舊有的國企王國，成為網約車司機，似乎成了大部分國企下崗職工的選擇。在中國經濟轉型期，互聯網分享經濟正在默默發揮出它的力量。
近年來，分享經濟創業企業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投資熱點。根據 Crowd Companies 的統計，2010-2013年全球流向分享經濟的投資額累計43億美元，2014年和2015年兩年的投資額分別為85億美元和142.06億美元（合計227億美元），兩年內流入分享經濟的風險資金規模增長了 5 倍多。
據《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6》顯示：
中國近幾年分享領域獲得風險投資的企業數量和融資金額也出現了爆發式增長。僅在2015年滴滴出行已經公布的融資總額就已經超過229.45億人民幣，美團網、螞蟻金服分別獲得融資總額138.6和121億人民幣。
2015年中國分享經濟市場規模約為19560億元。分享經濟領域參與提供服務者約5000萬人左右，約占勞動人口總數的5.5%。參與分享經濟活動總人數已經超過5億人。
不僅是互聯網出行市場，以家政行業為例，都是以靈活就業群體為主，全國家政行業大約有65萬家企業，從業人員超過2500萬。
這些龐大的數字意味著社會上一些職業能力較弱的人員有越來越靈活的兼職機會，緩解找到正式工作之前的經濟壓力，而這正是最初催生分享經濟的動力之一。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弗?馬科斯（Christopher Marquis）所言，最初在 Lyft 或 Airbnb 上登記出租自己汽車和房屋的人，主要是由于對深陷2008年金融危機的絕望，人們不得不尋找其他賺錢的途徑以補貼家用。
對于這批國企下崗工人而言，共享經濟似乎為他們提供了“庇護所”，避免重復上一次國企改革的悲劇。
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使得中國第一輪下崗潮洶涌而來。至少有1000多萬國家職工失去賴以生存的“鐵飯碗”，不少雙職工家庭夫婦二人都失去了工作，家庭被絕望的氛圍籠罩。
或許對于“失業”者而言，共享經濟能提供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可以讓他們迅速通過網上平臺找到臨時工作，從而“更為得體”地度過這一段艱難歲月。
題圖自：Credit Su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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